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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集团代理律师赵国华:合法伤害权,商战中需要警惕的另类伤害
更新时间:2012-1-12 9:54:52 作者:赵国华 来源:公司法律网 阅读:8396次

    一个真实经历
    去年10月份去外地办案,顺便看望一个硕士毕业分配在当地工作的同学。老同学在当地任公安局经侦支队队长,可谓意得志满。老同学呼朋引伴,招来当地知名企业家作陪,同学见面,真是“分外眼红”,喝的昏天黑地。席间,一位企业家问我同学,是否和中院XX庭长熟,有一个经济纠纷的案子在他那里,该企业家是被告,欠原告一千多万,看能不能打个招呼,融通一下,压一下对方,欠款做个分期偿、利息免,把案子调了。我同学可能有点喝“高”了:找什么法院,我不卖脸给他们,原告凭什么那么有钱,我明天叫让人查查他,看有没有偷税漏税,看看他的钱是怎么来的。那个企业家一听,大喜过望,连干三杯:真是釜底抽薪之策。同席之人也来凑趣,觥筹交错间,真是唾沫与谎言齐飞,蜜语与大话一色。
    一个企业家对外负有债务不是积极想办法偿还,而是想借助公权力的面子就债务“打折”。而公权力选择的不是提供“面子”帮忙,而是直接利用公权力的“里子”,去找寻债权人的短处,逼债权人就范。当债权人满怀希望地在法院通过对债务人提起民事诉讼以寻求公力救济时,永远不会想到与此民事纠纷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民公安会从远远的暗处打来冷枪。
这就是合法伤害权在当今商战中的“妙用”。不要不信,我估计更多的企业家会会心的一笑,因为他们清楚,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企业家周围发生着。
    三个关于合法伤害权的真实案例

    于兵炮制东方微点公司假案---利用合法伤害权铲除竞争对手
    2005年上半年,北京东方微点公司成功研发出主动防御反病毒产品,这引起了它的竞争对手瑞星公司的关注,为了阻挠东方微点公司的新产品上市,瑞星开始行贿计划,420万行贿巨款砸向了一个名叫于兵的人。
于兵,原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根据公安部规定,防病毒软件产品需要取得销售许可证才能上市销售。而这个证件的颁发正是由公安部门网监处管理。在申请销售许可证之前,申请单位必须先进行备案和取得公安部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合格证。由于以上规定,于大处长掌握了杀毒软件公司产品能否上市的“生杀大权”。
    为阻止东方微点公司新产品进行检验,使东方微点公司的新产品彻底丧失上市可能,阻止该产品进行检验,被瑞星彻底“击沉”的于兵开始精心布局,一个弥天冤案的大网悄无声息的罩向毫不知情的东方微点公司,于是国内所谓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被于兵们一手炮制出来。
    2005年7月6日,于兵授意时任网络案件侦查大队队长的张鹏云来到东方微点公司进行“资质调查”。事隔一天,多名警察带着摄像机来到东方微点公司,他们查看公司的网络链接、电脑数据,并反复讯问多名员工。此后半个多月,东方微点公司多名员工被网警反复讯问、传唤,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一次讯问中,办案民警曾给东方微点公司老总刘旭“指点迷津”:你们公司有两条出路,一是卖给有实力的公司,二是搬回老家福州去。
    为使假案成真,于兵及手下得力干将们使劲浑身解数:
    假报案
    在于兵的权力胁迫下,江民公司和金山公司参与其中,被迫提供假证。在于兵的一手策划下,2005年七八月间,江民公司、金山公司和启明星公司分别向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书面报告了2005年5月至6月病毒高发情况。
江民公司的副总经理事后供述到:网监处的人给他打电话说要掌握一些情况,让其公司写疫情报告,并对报告提出要求,“报告里的IP地址是网监处的人提供的”。而时任金山公司市场部经理在供述中说,他们公司出具的2005年7月初爆发病毒情况的说明,“内容是网监处拟好的。”
    假受害人
    与东方微点公司共用一个路由器的健桥公司在授意下充当了被害人这一角色,健桥公司报案称麦特公司称发现被感染病毒。时任健桥公司总经理的陈辉事后供述到:就连由于病毒感染的财产损失情况,都是“助人为乐”的民警们一手包办的。
假评估
    为使弥天大谎编织的更为缜密,张鹏云找评估公司对瑞星公司病毒库价值和瑞星损失以及思麦特公司和健桥公司遭遇病毒造成损失进行评估。极为荒唐的是,评估公司北京中润华会计师事务所由涉案人瑞星公司原副总经理赵四章推荐确定,而该事务所合伙人邹志文系瑞星公司的独立董事。虽然该会计师事务所并无司法评估资质,但张鹏云说“那也行吧”。事后张鹏云供述:第一次做的是瑞星病毒库的价值,做了几亿元,于兵看后不满意说价值太高了,要求重新做,第二次就做了6000多万。
    呵呵,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东方微点,碰上我算你倒霉,你真的在劫难逃了。
    假专家论证  “可能”变成了“确定”
    假报案的、假受害人都有了,此时的于兵需要专家们的声音,于是专门陷东方微点于牢狱之灾的专家论证会隆重“开幕”。包括江民公司、金山公司、启明星公司等多家防病毒公司的相关人员参加该会,但专家们“使用同一公共物理设备的其他15家ADSL用户有可能会传播病毒”的可能性结论,并不能排他地证明被害人病毒感染为东方微点公司导致。于兵看到专家意见后,很不满意。于是在于兵授意下,可能性结论的专家意见变成了确定性专家意见。
    大功告成 东方微点被见血封侯
    2005年8月30日,东方微点公司副总裁田亚葵被刑拘。多名研发骨干被通缉,。产品报批受阻,公司各种防病毒产品上市权利被全面封杀,公司业务彻底瘫痪。
    东窗事发,利益链浮出书面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于兵之所以要置东方微点公司于死地,说白了就是钱催的。据被抓获的瑞星公司副总经理赵四章供述,正是通过赵的手向网监处输送利益,让网监处制造假案。
于兵在一审宣判中被认定收受瑞星公司贿赂420万元。原网监处产品管理科副科长齐坤则在办案过程中,收受瑞星公司副总赵四章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于兵等人一手炮制假报案、假损失、假鉴定”的“三假”案件大白于天下。

    王亚丽骗官夺产案-----利用合法伤害权侵吞企业家亿万遗产
    王亚丽,原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政协常委。于2010年3月因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和侵犯他人财产被依法逮捕。套用《沙家浜》刁德一的话说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不寻常在哪里?从利用合法伤害权侵害企业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其他官吏的合法伤害权是当官获得,而王亚丽却是“骗官”攫取的。当权力的来源都是充满谎言、欺骗、作假、色情的时候,你会想象到“一旦权到手,就把令来行”的王亚丽骗取权力后,用权力掠夺企业家合法财产手段的丧心病狂能够到何种程度。
    骗官---
    “除了性别,没有什么是真的”。“官场三聚氰胺“王亚丽骗官真实过程可以从其官场升迁路线图中可以完整还原:
    1、认干爹、傍大款,掘人生第一桶金
    王亚丽原名丁增欣,原籍河北无极县张段固镇西验村人1969年9月出生,1989年初二就辍学,随后跟着本村的锁呐班子逢农村婚丧嫁娶四处“巡演”。,属于“民间艺术家”。1989年因其父跟着是该县“大款”王破盘打工,遂认王破盘为干爹并与其同居,白天“干爹”,夜晚“爹干”。而后改名王亚丽,从农村走向县城。
    2、钱权交易,结识局长任副科长
    1994年,王破盘在一次工程中与石家庄市交通局局长王志峰达成交易:王志峰将王亚丽调入市交通局做干部;王破盘的金宝有限公司将王志峰之子王印江列为股东。1996年1月1日,王亚丽被调入市交通局任稽征处人事科副科长,户籍转入石家庄。
    3、干爹被干,投奔局长。
    1997年,王破盘放在家中保险柜的110万美金不翼而飞。王破盘报警后又提出撤案,理由是“家庭纠纷,你们不用管了”。多年后王破盘对朋友称,他的110万美金就是被王亚丽偷走的。报警后,王亚丽威胁自己说,你要是不撤案我就告你强奸,鉴于两人的同居关系,他不得不撤案。但该事件的发生最终使“父女”二人分道扬镳。
    王亚丽离开“干爹”王破盘后,投靠了石家庄市交通局局长王志峰,因与王志峰的关系不清楚,王志峰的妻子曾带人与王亚丽大打出手。
1998年底,王志峰涉嫌贪污受贿被市纪委调查,王志峰金蝉脱壳,玩了一个胜利大逃亡,远遁国外,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但此事无关王亚丽痛痒,她留在了交通局稽征处人事科副科长的位置。
    4、攀龙附凤 亚丽入了新贵人的法眼
    王志峰逃后,王亚丽又攀上了时任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的张振江。张振江认为王亚丽干练、有能力。于是 2001 年10月,拔王亚丽被提拔至西柏坡纪念馆任馆长助理,级别正科。但王亚丽从未去西柏坡纪念馆上过班,纪念馆很多人都不知道有王亚丽此人,而王亚丽在交通局和西柏坡纪念馆同时领双份工资。
    5、受领导举荐成后备干部
    2002年,西柏坡纪念馆书记耿振环和馆长赵贵世经时任市人大副主任张振江授意,向市委组织部大力举荐王亚丽,王亚丽经市委组织部核准后成为年轻后备干部。2002年8月,王亚丽作为石家庄市委组织部下派的挂职干部,任鹿泉市开发区科技副主任,正科级。
    6、再受推荐任团市委副书记
    2007年3月,张振江再次授意已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耿振环、赵贵世向市委组织部举荐王亚丽任团市委副书记,直至东窗事发。
    7、王侯将相没有种,一个假字全搞定。
    看王亚丽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女儿到情妇、从平民到官员的“奋斗”轨迹,真像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扯旗造反时大呼的那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同的是,陈胜博的是性命,王亚丽博的是肉体。陈胜输了,王亚丽赢了。
    纵观王亚丽历时10年的发迹史,其实就是一个假字,假户籍 其户籍档案迁了又迁,一改再改。假年龄,为符合干部任命的年龄门槛,她的出生年份从1969年改为1973年,后又改为1978年。每改一次户籍、年龄,即伴随着一次升迁。
    王亚丽任团市委副书记的简历表显示:生于1978年,1990年成为河北省军区后勤部战士,1990年到199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做药剂师;后成为正定县武装部干部,转业后任石家庄市交通局稽征处人事科副科长;2001年10月任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助理,正科;2002年8月到鹿泉经济开发区挂职,2003年9月任鹿泉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2007年4月调任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并当选石家庄市最年轻的市政协常委。12岁即成为战士,当药剂师。我想12岁时的她应该在村里学吹唢呐呢。王亚丽案发后,调查王亚丽事件的专案组委托专业机构对王亚丽组织部门档案中的所有公章作出技术鉴定。鉴定结果显示,90多枚公章中,有1/3是假公章。
    唉,真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女人骗官一群男人帮”。
    夺产 -
    戴上了石家庄市团委副书记乌纱帽、全身是假的“山寨”副处级官员王亚丽,利用其官职和影响力,试图在其“干爹”王破盘死后以其唯一亲生女儿的身份继承数亿遗产,诬陷打击王破盘亲生子女。孰料“机关算计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被王破盘子女举报后被中组部点名彻查,造价骗官与侵占财产行为均被曝光,真是,成也破盘,败也破盘。
    为王亚丽发迹奠定基础的王破盘,名下共有两家企业:金宝公司和金华中心。两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均为王破盘。王破盘旗下拥有的主要资产为,以金华中心名义承接的已经竣工的湾里庙综合服务楼,该楼共九层,建筑面积约3万平米,装修豪华,主要为商铺出租,总价值近2.5亿元。2008年8月8日,正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王破盘心脏病突发身故,破盘“崩盘”。当年当村姑时,只能偷干爹的,如今当了干部,改抢了。雅丽同学虽然没有上过学,却也既会明修栈道也懂暗度陈仓。
    明修栈道
    王破盘去世当天,王亚丽即以“亲生女儿”的身份向新华公安分局报案,称王破盘被原公司会计贾玉红谋杀。2008年8月22日,贾玉红被新华公安分局刑拘,后被逮捕。2009年9月3日,新华区法院以王破盘死后贾玉红将王个人存折中的89万余元转移到朋友信用卡为由,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贾玉红有期徒刑10年。当年12月1日,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以“原判决认定贾玉红职务侵占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直至2010年1月7日,中组部、中纪委专案组进驻石家庄市调查王亚丽作假案后,新华区法院重审宣告贾玉红无罪。
王亚丽要干倒的不仅是王破盘的现任情妇,还有王破盘的亲生儿女,只有这样她才能真正获得干爹的亿万家财。王破盘一死,尸骨未寒,王亚丽就带着新华区二十多名干警赶到医院,对王破盘的子女说:老爷子是被人害死的,要验尸,我才是王破盘唯一女儿。
    暗度陈仓
    王破盘过世半月前,即2008年7月16日,王亚丽用10年前盗窃的那枚无效的金宝公司公章,用所谓的“解除委派书”和“委派书”,解除了王破盘的董事长职务,任命与其过从甚密的王晓冬为金华中心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任命其弟弟丁增红(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司机)为公司董事,非法取得金华中心经营控制权。然而,作为金华中心的大股东金宝公司因未年检,已于2002年12月12日被石家庄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
    根据法律规定,金宝公司法人资格丧失,其公章已经无效。同时,按《公司法》规定,解除和任命公司董事的行为需要股东会通过。但王亚丽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居然获得石家庄市工商局的批准。王破盘家人聘请的律师认为,“工商机关在审查和补发执照中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核实,存在严重的失职和渎职。”
    王亚丽通过私刻金华中心公章、谎称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丢失,营业执照复印件未留存”等一系列造假行为,于2008年8月14日在石家庄市工商局办理了新《营业执照》。王晓冬取代王破盘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9年4月10日,王亚丽控制下的金宝公司在《中国国门时报》刊登公告,宣告金宝公司注销清算。
    王亚丽动用公安对王破盘的三名亲生儿女採取强制措施,并指使市工商局副局长修改王破盘公司的企业注册档桉和公司股权。法院也站在她一边,出具的判决书称:王亚丽系王破盘女儿,王破盘无其他继承人。王亚丽将公安、法院、工商当作自己家丁,运用自如时是基于她手中的权力及她的靠山手中的权力。她利用合法伤害权去攫取企业家的巨额财产。
 
    “双规”敛财,纪委(书记)也疯狂
                            ------利用合法伤害权打压合作股东与贪官敛财

    曾锦春,原湖南省郴州市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掌控纪检权11年,被世人称为“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 2009年8月1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曾锦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开宣判,维持长沙中院对曾锦春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一审判决。至此,被广大媒体早就认定“头不在颈”多年的曾书记命赴黄泉将进入倒计时,纪委书记本来是一个监督权力的职务,是市场看守者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曾锦春却以“双规”为工具,扩张权力,寻租乃至直接以权力为要素直接进入市场,争夺资源,化公权为私利,挂着权力监督的“羊头”,卖着疯狂敛财的“狗肉”,利用合法伤害权侵犯着广大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纪委也收保护费,手段高过黑社会
    如果你前几年在湖南滁州出差办事,只要留心,就会发现郴州众多企业的门口挂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联系单位”铜牌。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块小小的铜牌牌,凡是挂上此牌的企业直接受曾锦春任书记的的郴州纪委的保护,无论公安、检察、法院、税务、卫生、环保、质检、综合执法无论哪个执法部门都不得去干扰。挂上这块铜牌真的比刻一块“太公在此”的石碑更能辟邪,如果不明真相,你一定认为得到该铜牌的企业家们有《白毛女》中的喜儿贴门神时欢唱“大鬼小鬼进不来”的喜悦。如果那样想,你就错了,因为这块牌子就是郴州最大的“鬼”---曾锦春售予的。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这块牌子,企业主就要向曾锦春治下的郴州纪委缴纳40万元巨款。而仅发牌子一项,曾锦春的纪委收入就达到1000万元以上。不买可以么?可以这样说,如果买了,你就避免了其他执法部门的骚扰,不买,那郴州纪委就直接骚扰了。正象郴州一位企业家道出的那样:“那牌子40万元一块。企业买了这个牌子,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你不买的话将寸步难行。”
    给我感觉,曾书记有点象黑社会收保护费。但细一琢磨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黑社会收“保护费”,替被保护单位“罩着”,用的是身体、气力、鲜血 甚至生命(防止小混混的捣乱、或争夺地盘避免不了打打杀杀),同时还要避免司法机关的打击,可以说维持成本相当高。但曾书记收保护费的成本却低得多,就是一块牌子,用不着打打杀杀,但牌子背后不是生物学意义的曾锦春,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曾锦春,是曾书记代表的强有力的公权力本身。所以,曾书记领导下的纪委给你的牌子只要一挂上,别说黑社会,就连红社会也不敢找茬。可见,曾书记更给力,纪委的“保护”比黑帮的“保护”更有震慑威力。
    黑社会收保护费,你不给,老大们可能要吃霸王餐、要砸你的店、或卸掉你身上的某个零件。但和曾书记相比,老大们可是小巫见大巫了。曾书记对待不交牌牌钱的企业家们的手段和黑老大们比较起来“文明“得多,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黑老大们再黑,用的是违法手段,企业家还可以寻求公权力的救济。而曾书记报复起来完全是在合法的名义下进行,你去找谁哭诉?
    湖南省道1842线桂阳段太和收费站是由李民主、郭三勇等企业家投资的湖南首家民营公路收费站。是经省政府批准的政府招商引资项目。但就是因为没有找曾书记挂牌保护,李民主等3人于2000年11月1日被郴州市纪委以“虚报注册资金”名义“双规”。而后“太和收费站”被郴州市纪委接管,结果导致太和收费站的工作完全瘫痪,很长时间未能恢复正常运营,而原本好好的一条水泥路也由于无人维护保养,已变得坑坑洼洼,令过往司机叫苦不迭。三位企业家的投资更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了。
曾哥,权力让您玩到这样的境界,真牛B!

    权力用过界  老板也“双规” 
   “双规”一词出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是纪委对于党的官员,规定地方,规定时间交待问题。 “双规”并非正式司法程序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先于司法程序的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党内措施。从《条例》规定看,“ 双规”适用的对象只能适用党员,同时还特别要求被采取“双规”的党员必须立案。也就是说目前“双规”只适用于违纪且需要立案查处的党员。
    然而,在曾锦春治下的郴州纪委,却开创了“双规”企业家、收取“违纪款”的先河,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2001年,受郴州汝城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陈贤华和当地一张姓农民成立福华公司,承包了该县茶山脚钨矿,后来又吸收汝城当地人朱昆明入股福华公司。朱昆明入股不久,就靠着自己在当地的人脉很快和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拉上了关系,并将茶山脚钨矿15%股份以干股的形式孝敬了曾大人。2001年7月的一天,郴州纪委已请去市里开会的方式将既非党员又非干部的陈贤华双规。理由是:涉嫌在茶山脚钨矿竞标过程中涉嫌贿赂官员。郴州市纪委2001责令第(29)号“双规”通知等文件显示,当时负责该案的专案组组长不是别人,正是时任郴州纪委书记的曾锦春。
    双规18天被释放后,走出秘密宾馆的陈贤华得到了有关部门依据专案组审查后得出决定:陈贤华等人对茶山脚钨矿的投标无效。
    就在陈贤华被解除“双规”不久,合作伙伴朱昆明等人在汝城县找到了他,要求他签署放弃矿权经营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尝过双规滋味的陈贤华无奈之下签字同意退股。而在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700万元的情况下,陈贤华仅仅拿到了100万元的退股金,由于入股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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