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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中案:当索赔股民遇上法律难题
更新时间:2012-2-28 15:19:03 作者:周喜丰 来源:红网 阅读:24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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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叱咤股坛的汪建中因操纵市场罪于2011年8月3日被北京二中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1.25亿元,成为中国证券界首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股市“黑嘴”。不过,此案引发的股民索赔,却遭遇了“驳回起诉”的司法困局。

    中核钛白及汪建中两起股票操纵案所引发的股民索赔,在获得立案时一度被视为司法突围。而法院一审作出的“驳回起诉”决定,又给股民维权泼了一盆冷水。

    驳回起诉的原因,是无法可循。无法可循的背后,是难产的司法解释。接下来,法律这道防护墙,将如何完善并维护股民利益?

    A 上法庭

    立案时间长远,过程曲折,这些长年关注股民权益的律师寄希望于通过具体案件,“探一探法院的底”。

    2008年9月10日,中核钛白以7.32元开盘,当天成交量明显放大,股价涨停,收盘价为8.27元。

    但第二天形势急转而下,中核钛白以跌停价开盘,当天收至7.98元;9月12日,再以跌停价开盘,又以跌停价7.18元收盘。

    股价异动引发相关部门调查。2009年4月16日,中国证监会认定程文水、刘延泽在上述三天内,利用持股优势、资金优势以连续买卖和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组中买卖中核钛白股票的方式,操纵和影响中核钛白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故对两人作出罚款和禁入市场的惩罚。

    该案引发吴杰(化名)等18名股民向操纵者索赔。

    索赔案代理人之一、河北律师薛洪增介绍说,索赔的股民分两种:一种是在操纵期间不明真相买入,一种是在操纵之前就持有该股票,均因股价连续跌停,致价值贬损。

    在证券欺诈类案件中,主要存在虚假陈述、操纵市场以及内幕交易三种违法行为。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规定这三种行为均需承担民事责任。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虚假陈述引发民事索赔案件得以在法院立案。但对于操纵市场及内幕交易引发的民事索赔案件,法院此前一直拒之门外。

    2009年7月,该案另一代理人、上海律师宋一欣将两名股民的诉状递交到北京二中院。

    “法院既没有向律师送达立案通知书或不予立案通知书,也没有给律师出具任何立案手续。”薛洪增说,对于法院来说,这是新型案例,怎么审自己也没有底,所以非常谨慎。

    “我们每次询问,都是正在研究、正在请示。”由此,两份诉状在北京二中院搁置了一年多。

    2010年9月,宋一欣又将另外12名股民的诉状递交法院。2011年3月30日,薛洪增又送去4名股民的诉状。

    在立案过程中,律师与法院也在沟通和摸索。

    最初,原告起诉了8个被告,不仅包括程文水、刘延泽,也包括两人实际控制的6个公司。但法院要求只列两个被告,因为6个公司没受证监会处罚。

    双方一度争执,律师认为,被告列谁是原告的权利,此类案件也无具体规定。“我们当然愿意把那6个公司都列为被告,如负连带责任,有利于提高责任人的赔偿能力,保证赔偿款的顺利执行。”薛洪增说,法院态度强硬,表示必须撤销对6个公司的起诉,否则不予立案。最终,原告方只好妥协。

    直到2011年3月,此案才最终得以立案。

    同样遭遇立案困境的,还有北京律师张远忠代理的一起股民状告汪建中操纵股票案。

    汪案系2008年案发的另一起操纵股票大案。2011年8月3日,汪建中因操纵市场罪被北京二中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1.25亿元,成为中国证券界首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股市“黑嘴”。

    张远忠只选了一个股民进行索赔起诉,并于2009年7月提交诉状,“希望就此探一探法院的底”。结果,也一直等到了2011年3月才获立案。

    立案时间长远,过程曲折,这些长年关注股民权益的律师寄希望于通过具体案件,取得司法突破,但结果并不乐观:2011年12月中旬,北京二中院相继对这两起案件作出“驳回起诉”的判决,判词直指“操纵证券市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以及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数额的范围、损失的计算方法,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无明文规定”。

    B 论因果

    对于操纵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律师们认为,可参照虚假陈述索赔案件的审理,损失的计算也应参照上述规定。但法院认为虚假陈述与操纵股票是两种不同的违法行为。

    在因操纵股票引发的索赔案件中,操纵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是核心问题,也是原被告双方争执的焦点。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于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了证据链条:一是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是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是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律师们的诉讼思路则基本一致。他们认为,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可参照虚假陈述索赔案件的审理,损失的计算也应参照上述规定。

    具体到中核钛白案,薛洪增表示,中核钛白被操纵前一天,收盘价是7.52元,应该视为真实的价格,操纵及其对市场的后续影响完了以后,9月16日的开盘价是6.46元,这期间的差价应视为因股票被操纵发生的价值贬损。另外,中核钛白三天内(证监会对于操纵的时间只认定了三天)跌幅达到14.096%,而深证成指同期跌幅仅为1.618%,落差幅度很大。

    “如果个股与大盘的跌幅基本相当,那就很难认定,但现在个股跌幅远远大于大盘跌幅,且公司的基本面、业绩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又有操纵事实存在,多出来的跌幅应当视为操纵行为造成的。”薛洪增说,股民损失的计算并不复杂。

    最终,原告方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采纳。法院在判词中强调,虚假陈述与操纵股票是两种不同的违法行为,两者在违法主体、行为表现、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等方面均不相同,参照虚假陈述的规定缺乏依据。

    薛洪增并不否认两者存在区别,但这已经是最接近的一种方式了。薛认为,操纵证券市场与虚假陈述均为证券欺诈案件,在案件管辖、诉讼前置条件、因果关系认定、系统风险排除、损失赔偿范围及损失计算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因此,在审理操纵股票索偿案件司法解释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这种参照是可取的。

    C 谈责任

    张远忠认为,股民败诉的一大原因是法庭没有合理分配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在证明操纵股票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也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二中院驳回起诉的理由中,还提及了投资行为本身存在的盈亏风险问题,并认定股票的涨跌受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大盘指数等影响,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大盘“系统风险”。

    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股价异常波动,投资者应审慎对待,在股票基本面未发生改善的情况下,仅因股票出现一次涨停即买入股票所产生的风险,投资者自己也应承担相关责任。

    对此,张远忠表示不予认同:“按照法院的逻辑,如果把损失责任归于大盘的系统性风险,则操纵股票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永远无法认定,证券法中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完全没有必要了。”

    张远忠认为,股民败诉的一大原因是法庭没有合理分配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

    “在证明操纵股票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也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是虚假陈述索赔案件中已经确立了的原则。另外,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则》第7条:‘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被告实施操纵行为,举证能力强于投资者,依据前述规定,在原告拿出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交割单、荐股报告这些基本证据后,法院应当让被告举出反证,证明原告没有受到操纵行为的影响,或者原告的损失是自己的操作行为以及其他系统性风险造成的。”

    张远忠介绍说,美国等证券法完善的国家之所以对所有证券欺诈案件的民事赔偿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我国在虚假陈述索赔案司法解释中之所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正是考虑到举证能力与公平因素的缘故,让被告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更为公平合理。“法院以没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举证责任分配为由,让股民承担全部举证责任不妥。”

    D 盼立法

    操纵股票索赔案件的败诉,判词直指法律缺失,可以说给最高院“将了一军”。诉讼的目的也是想促进立法,不让法律所规定的民事索赔原则成为“悬空的法条”。

    薛洪增说,司法解释的不健全,不但使《证券法》明文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赔偿责任得不到正确实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依法保护,反而让投资者在诉讼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无异于雪上加霜。

    张远忠则认为,法院判案应正确理解立法精神,而不是机械地套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细则就判投资者败诉,如果每类案件都需要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证券法》中关于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条款成为“悬空的法条”。股民败诉的背后,凸现了立法的滞后性,而法律的缺失使得操纵股票与内幕交易案,无法用民事索赔的手段与行政处罚、刑事制裁一起惩治证券欺诈行为。

    “在这方面,虚假陈述案走得早一些。”张远忠说,2001年9月24日,最高法院曾发布通知,宣布对于股民针对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行为提起的民事赔偿案件暂不受理。一年后,最高法院又于2003年1月15日发布虚假陈述索赔案件的司法解释,为虚假陈述案民事索赔开了一个口子。

    2007年5月30日,最高法院在南京举行全国法院系统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发表讲话,其中对于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立案与审判工作,强调说:“修订后的《证券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当前,对于投资人对侵权行为人提起的相关民事诉讼,有关人民法院应当参照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前置程序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受理,并根据关于管辖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管辖。”

    此后,讲话精神被作为最高法院文件下发,意味着尘封多年的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侵权行为的民事索赔得以解禁。4年后,才有了中核钛白及汪建中两起操纵股票引发的股民索赔案件获得立案。当时,奚晓明也曾强调,最高法院将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包括对适用证券法方面的系统性司法解释。但时过4年,司法解释仍然难产。

    一位证券法律人士透露称,相关司法解释一直在制定中,至于难产的原因,“可能是在一些法律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分歧,另外,虚假陈述民事索赔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基层法院的审判能力,这些都需要通盘考虑。”

    “操纵股票索赔案件的败诉,判词直指法律缺失,可以说给最高法院将了一军”,薛洪增表示,诉讼的目的也是想把它推入到司法实践中,促进立法。近期,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也针对操纵股票、内幕交易等证券类欺诈案件,发出了“零容忍”的声音。

    目前,两起案件的律师正着手上诉或者向上级法院进行申诉,“一部分案件放弃上诉走申诉渠道,就是希望最高法院能知道这些案例,认识到立法上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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