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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股权质押公示效力
更新时间:2012-5-28 12:40:41 作者:郝耀武 来源:北大法宝 阅读:3634次

论股权质押公示效力
郝耀武 大连大学

 

【摘要】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是股权质押担保制度的核心,其模式涉及到股权质押合同成立和股权质权成立的关系问题;股权质押公示对于质权人具有权利锁定效力、对于出质人具有刚性约束效力、对于第三人具有对抗效力和权利保护效力;股权质押公示效力范围包括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出质的股权,非上市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出质的股权。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源于法律信用机理、交易安全机理和交易便捷机理。设立专门的股权质押托管登记中介机构,制定物权登记法,建构股权质押公示制约机制,是推动股权质押公示制度完善、提高公示效力的理论预设和实践措施。

【关键词】股权质押;公示效力;物权登记法;公示制约机制

    一、股权质押公示及其效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财产不再拘泥于有体物,股票等有价证券大量出现,并成为财产范畴中的新内容;股权及其他一些权利也开始成为质押的标的,登上了担保制度的舞台。《法国民法典》第529条规定:以请求偿还到期款项或动产目的之债权及诉权,金融商业或产业公司的股份及持份……,均依法规定为动产。这是最早将公司的股份纳入动产范畴的法律规定,也是法国民法典将权利质权视为动产质权的一种形式。瑞士民法典也有将特定权利作为所有权客体而设质的法律规定。正如史尚宽所说,股权内容的财产性特征加上股权的可让与性,及股权并不适于设质权利的排除,使股权完全符合质权之标的。[1]
    股权质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同样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如果不能通过一定方式从外部查知股权设质、变动的情形,就会给第三人带来潜在的不测损害,也会给质权人造成权利实现的隐性风险,影响交易安全。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股权质押的公示问题。所谓股权质押公示是指以公开的、外在的、易于查知的适当形式展示股权质权的存在和变动情形,以保护质权人和第三人权益的担保物权制度。公司股东在将股权设质的情形下,如果股东的该意思表示不能为第三人所知悉,而这种行为的结果却要产生绝对效力和排他效力,这就涉及到以特定股权质权交易当事人为代表的主体利益和以不特定第三人为代表的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故此,法律就要确定股权质权应当以外界能够知悉的方式予以公开展示,以便第三人知悉股权的变动状态,使得股权存在和变动的状况清晰明了,以增加权利人和社会公众对权利交易的安全感,从而使股权质权的绝对效力和排他效力具有正当性。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示效力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立法例。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以成立要件主义或称有效要件主义为主,即公示乃股权质权成立、发生对抗第三人效力的必备条件。[2]日本民法理论以对抗要件主义为主。日本民法规定,股权质权经当事人合意即发生效力,但唯经公示,才发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股份出质的公示,以股票交付的方式为之;以出资额出质的公示,则以在股东名簿上进行登记为之。[3]这些理论后来逐步成为了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理论。
    实际上,股权质押公示效力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股权质权在什么情况下成立,即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效力的问题。股权质权是通过质押当事人合意即可成立,还是只有通过公示才能成立。这既是股权质押公示效力的模式问题,也是涉及股权质押合同成立和股权质权成立的关系问题。按照成立要件主义或有效要件主义的观点,不论股权质押当事人合意与否,只有公示才是质权成立的要件,同时也是对抗第三人的必要要件。公示是质权生效和对抗第三人的唯一的、必要的要件;按照对抗主义的观点,股权质押当事人合意即可使股权质权成立,公示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从我国物权法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在股权质押公示效力问题上采取的是折衷主义制度模式,即股权质押合同以当事人合意为生效要件,而股权质权则以公示为成立要件和对抗第三人的唯一要件。物权法的这一规定克服了担保法的混淆性法律规定,[4]恢复了质押制度的本来面目,使得法律规定具有了明确性和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就这一问题,要以物权法的规定作为依据,而不能继续以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作为依据。
    第二,股权质权公示对什么人、具有什么约束力的问题。就该问题,通说一般只是强调股权质权公示对于第三人的对抗效力。在这里,我们从如下三个相关的主体角度来分别阐述。
    首先,股权质押公示对于质权人具有权利锁定效力。所谓权利锁定效力是指股权质权一旦设定就以特定的方式将该质权固定为质权人,非该质权人主体依法变更,他人不得变更。亦即,股权质押通过公示承认了质权人的质权,使之具有排他性,非质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以同一股权再设质权,也不得出卖、转让该股权。
    其次,股权质押公示对于出质人具有刚性约束力。公司股东以其拥有的公司股权设质,股权出质后对出质人形成了较强的履行约束力。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时,质权人可能会将质押给他的股权依法处置,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样就对出质人形成了直接的股权变更的风险约束。这种约束力潜在地加大了对出质人自身的督促和约束,也加大了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督促和约束。因此,股权质押公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保障机制。
    最后,股权质押公示对于第三人具有对抗效力和权利保护效力。所谓对抗效力是指股权出质一经公示,即使未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上记载出质事项,当出质股东将股权转让于第三人时,质权人可以行使追及权;当将股权再次出质于第三人时,原质权具有优先的效力。这种效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于第三人的权利保护效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善意保护效力,即指法律对第三人因信赖公示而从公示的物权人处善意取得物权的,予以强制保护,使其免受任何人追夺的效力。正如我国学者所说,在公示的物权人与真实的物权人不一致的情况下,信赖公示并与公示的物权人进行交易行为的人,法律承认其产生与真实的物权人进行交易的相同效果。[5]一方面,公示使得第三人可以明确查知股权状况,不至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权利受到限制或损害;另一方面,既使出现质权人对抗第三人的情况,善意第三人还可以通过其他途经追究就同一股权出质的出质人的违约等法律责任,来保障和实现自己的权利。
    第三,股权质押公示在什么范围内有效,即什么样的股权出质需要公示的问题。我国《担保法》第78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3条规定,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有关股份转让的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从这样的规定来看,我国担保法没有明确哪些股权质押后需要公示,而且所用的“股权”、“股份”的表述也不统一。我国《物权法》第226条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从物权法的规定来看,股权质押公示主要是针对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非上市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出质的股权。可见,《物权法》的这一规定不但明确了股权质押公示的主体,也明确了出质股权公示效力的范围。[6]这样就彻底克服了担保法规定的混乱性和表述的不统一。
    二、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来源机理
    从如上的分析可知,所谓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是指有关股权质押公示在什么情形下、对什么人、在什么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问题。那么,这种公示效力的来源机理是什么?为什么股权质押公示能具有这样的效力呢?
    首先,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源于法律信用机理。法律信用机理是指从法律角度为信用提供的一种制度形态。由于现代复杂多变社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不得不慎之又慎。在现代交易中,启动信用机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场交易陷入无序和不可知、不可信状态的危险。正因如此,物权制度中的公示原则和制度形态得以出现,亦即物权的变动必须以一种客观的可以认定的方式加以展示,从而获得他人、社会和法律认可的效力。股权质押就是基于这种信用机制。因为,股权是一种权利,具有抽象性,通过人们的感知是无法判准的,只有通过一种机制才能使得它成为一种为人们所认知、控制和利用的价值对象。基于这种信用,质权人可以确定权属,享有质权,而且可以确信法律保护这种权利;基于这种信用,出质人由于其股权状况被公布于众,使得社会对其行为可以进行公开监督,督促其树立商业信用,提高商业信誉度,此外,股权质押公示也对出质人产生履约的刚性约束力,制约和督促其履行约定,保证质权人利益;基于这种信用,第三人可以信赖质权人拥有的对抗自己的权利,而且,这种信赖是有法律保障的。
    其次,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源于交易安全保障机理。股权质押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的安全,维护交易的安全。股权质押的设定,必然会给债务人产生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可以提高其履约的自觉性,并能够救济因债务人的不履行行为而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保证债权的实现。在一般的物权理论中,基于法律行为而引起的物权变动本来是利益相关当事人之私事,尽可以密而为之,亦合乎私法自治之精神,惟为一方面加强权利保护,实现物权之静态安全,另一方面更为交易安全计算,保护善意第三人之利益,实现债权之动态安全,法律始有公示之制度设计。正如我国学者所言:物权公示原则“一方面使物权变动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另一方面使善意第三人不至于因权利瑕疵而蒙受损失”。[7]
    当然,与一般权利质权的安全功能不同的是股权质押制度的安全功能具有特殊性。由于股权的价值会随着市场行情而波动,并会影响担保的效果,危及债权的安全,降低股权质押担保的效力。因此,在股权质权公示的情况下,法律赋予质权人以质权保全之权利,当股权价值大幅度下降时,质权人有权要求出质人提供进一步的担保,否则质权人有权将出质股权变卖并从中受偿。[8]
    最后,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源于交易便捷机理。在保证交易安全的前提下,能够实现交易的快捷是人们的普遍追求,也是市场的客观需要。
    股权质押主要通过公示使债务人产生偿债的心理压力,客观上为债权人节约了监管成本,也为债务人降低担保成本,并进而为债权人节约为双方当事人节约清偿成本。对于质权人,要想成为出质股权的权利人,享有合法、有效的质权,惟有通过公示才能获得出质人的股权状况,也惟有及时公示,才能明确质权,有效保障质权人权利。对于出质人,通过质押股权尽快实现交易是其追求的质押担保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此目标,惟有将股权质押的情形尽快公布于众,让社会能够及时查知股权状况及出质情形,让质权人及时确信其已经享有质权,及时承担起担保责任。可见,为了实现交易的便捷,对于出质人就其股权出质提出了更高的公示要求。对于第三人,惟有公示才能及时查知出质股权状况,而不至于因不知情而出现被质权人提出抗辩的情形,从而导致自己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不利后果。
    当然,交易便捷并不等于不要必要的程序。对于有限责任公示的股东以其股权出质的,是否要由公司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同意?这个问题既涉及交易便捷的实现,又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程序的保障。对于这个问题,我国理论界的观点莫衷一是。在这里,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仍然需要适用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公司法有关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涉及到股权转让中对于公司发起人等特殊主体进行限定的相关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毋庸多论。而就物权法出台以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是否仍然需要对其进行过半数股东同意的限制,我国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吴春岐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无需由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9]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也需要由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首先,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性,股东对外出质其股权存在着股权转让的潜在可能。如果对股东向公司以外的人可能转让股权情形不加以任何限制,将会潜在影响股东之间信任关系,不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其次,虽然股权质押只是一种对债务的担保形式,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目的主要是为债务人或为第三人提供担保,而不是为了转让股权,换句话说,股权质押是一种风险预警和风险防范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也要将质押本身尚未确定的风险提前设定和防范,以保障股东的合法权利。再次,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质权人实现质权有三种方式—折价、拍卖、变卖可供选择。在采取这些方式出现股权转让时,要适用《公司法》第72条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如果涉及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则适用《公司法》第73条关于强制执行程序下的股权转让规则,其他股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即使这样,在股权质押时其他过半数的股东作出了同意质押的决定也不会与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不会对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相反,对于质权人及第三人来说则增添了安全保障的系数,使得制度安全预设和制度风险防范预设更加严密。
    三、股权质押公示效力的制度化及机制构建
    在这里笔者仅就股权质押公示主体及公示程序方面的制度化及机制构建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推动股权质押公示效力制度的完善。
    (一)设立专门的股权质押托管登记中介机构,健全股权质押公示主体制度。这里所说的股权质押公示主体主要是指股权质押登记机构。就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来看,物权公示主体以公权力登记机构为主。公权力登记机构以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压力性和约束性等特性使得物权公示具有了较强的可信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在我国,非上市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登记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对企业进行工商行政管理的专门机构,工商信息查询对社会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依法查询公司信息,包括股权出质的信息,这符合物权公示制度之精神要义。但是,在现代社会,私权日渐扩张,私权利日益被重视,私法对社会的作用日益扩大。在这样的社会里,设立专门的股权质押私权性质的登记机构,即托管登记公司,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登记及其股权的过户、挂失等等统一交由这样的登记公司以集中委托管理,也就是将公司股权交易事项交由中介机构集中统一办理、一体化登记服务。这种公司性质的托管登记模式较之于公权力登记模式,其优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托管登记机构是私权性质的公司化主体,实行公司化运作,其本身具有社会公信性。托管登记公司的行为一方面受到公权力的监督,另一方面其行为本身也存在着信用的自我约束。作为股权质押公示方式,将股权质押登记交由这样的登记公司来办理,可以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其次,托管登记公司可以依其登记专业资质和专业特长,为质押登记提供专门化、专业化服务,并做到专门负责,提高股权质押公示的安全性。第三,托管登记公司作为专门的登记中介机构,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现代性。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服务水平越来越高。专门的登记机构能够提供高层次、精细化的登记服务。第四,将股权质押登记交由托管专门中介主体实施,有利于实现股权交易的规范化,也有利于股权质押走向市场。第五,由于质押存在着股权转让的潜在可能性,将质押登记、转让等一系列行为交由统一的主体来进行,可以使交易更便利、快捷,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二)制定物权登记法,规范股权质押登记程序。一如我们所知,就登记公示规则来讲,我国已经颁布了大量的登记规则,虽然它们都是物权公示的配套规则,且基本上是程序性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性质上大多属于部门规章,大多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在内容上也较为分散,而且是由不同的部门分别制定的,这样就难免有相互重复甚至冲突的地方。因此,就物权登记制度,首先,要在总结已经颁布的部门规章的立法经验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应尽快制定统一的物权登记法,加强统一规定,完善登记公示制度,通过制度加强公示效力。将物权登记上升到法律层面,通过法律确定统一的登记机构,规定统一的程序、登记办法、登记种类以及登记错误的赔偿方法等等,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物权公示制度。其次,要进一步研究有关登记的具体规则,为统一公示制度奠定基础。目前在登记制度方面统一详细的立法尚未出台之前,已有的规则对于填补法律空白、解决时下的现实问题具有非常有效的现实意义。然而,笔者认为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已有的规则进行详尽的分析,并在认真研究和总结近期各个国家机关颁布的公示规则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其不足,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登记具体规则体系,为最终走向统一的物权公示规则打下基础,做好准备,为股权质押公示形成具体操作规程,从程序上保障公示效力。
    (三)建构股权质押公示制约机制,提高公示效力。要使股权质押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切实有效的担保手段和途径,公示制度的完善、公示程序的加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重要的。但是,通过提高股权质押当事人的法律素养,树立股权质押公示意识,构建股权质押公示制约机制,也同样重要。所谓股权质押公示制约机制就是指在质押当事人之间建立以利益为中心,以权利约束权利为模式的互相监督、约束、共赢、共责的机制。美国法社会学家罗斯科·庞德在论述法律的任务时说:“我们必须以个人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作为出发点,也可能以不强迫他去做他所不想做的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作出发点。在法律科学中,从耶林以来,我们把这些要求、愿望或需要称为利益。”[10]可见,在庞德看来,利益是人们的出发点,法律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确认、协调和保障各种利益,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减至最小程度,从而使每种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讲,以人的行为为中心的公司也是为追求各种利益而出现的。公司用其股权进行质押融资等经济活动时,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质押当事人都会主动监督对方。其目的不是为监督对方而监督,而是为自己的利益去监督。可以说,利益是最好的制约动因。只要启动利益驱动机制,经济就能发展;只要利用利益制约机制,主体就能真正相互约束。因此,要想让股权质押公示的功能落到实处,使得公示真正起到实效,在质押当事人之间、质押当事人与登记主体之间构建公示制约机制,是非常必要也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1]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0 - 391页。
[2]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陶百川:《最新六法全书》,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
[3]邓曾甲:《日本民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4]我国《担保法》第78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3条所规定的质押合同和质权自登记起生效,这实际上是将股权质押合同效力与股权质权效力混淆在了一起。尤其是《担保法司法解释》进一步强调的股权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的规定,导致当事人之间订立了股权质押合同后如果没有办理质押登记,出质人可以以合同无效来对抗债权人,债权人只能追究其缔约过失责任,极大地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相关论述另请参见黄建文、李银芬:《论<物权法>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制度》,载《学术界》(双月刊)2008年第1期,第165-170页;吴春岐:《从解释论的视角论我国股权质押制度的新发展》,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25-130页。
[5]刘保玉:《试论物权法基本原则的体系》,载
http://www. civillaw. com. cn/weizhang/default. asp id=18124,访问日期:2010年8月11日。
[6]由于本文主旨和篇幅所限,这里所说的股权质押公示主要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和非上市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出质的公示,而不指股票等的公示。
[7]房绍坤:《民商法问题研究与适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8]参见林建伟:《股权质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制度价值为中心的考察》,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
[9]在这里与学者吴春岐商榷。参见吴春岐:《从解释论的视角论我国股权质押制度的新发展》,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0][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页。


【责任编辑: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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