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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治理理论的研究动态及启示
更新时间:2012-2-16 11:49:37 作者:王世权 李… 来源:中国公司治理网 阅读:550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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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治理理论的研究动态及启示
王世权 李维安

 

    摘要: 针对当前监事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在探究监事会治理问题缘起的基础上,基于不同阶段理论所关注内容的重点,从“监事会治理的目标及功能定位研究”、“监事会治理的影响要因及强化途径研究”、“监事会治理的必要性研究”、“监事会治理评价研究”以及“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关系研究”五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述评。研究发现,与实践的迫切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理论上关于监事会治理问题的探索,相较公司治理的其它维度而言却较为薄弱。在监事会的本原性质与作用机理等关键理论层面缺乏突破,尚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监事会治理理论研究的四大趋势,并在文末指出了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 监事会; 公司治理; 独立董事; 监事会治理

    近年来,公司治理创新已成为全球性的焦点问题,尽管各国变革的驱动因素不尽相同,但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全球关注却反映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可持续成长和发展的制度保证”这样一个不断增强的共识。中国在历经了30 年的产权明晰的转轨历程之后,如今也走到了公司治理进一步创新的关键路口。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运行状态来看,当前上市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协调及共存问题,而无论最终制度如何创新,改革的突破点无疑将置于监事会制度上。与此同时,日本在独立董事制度全球移植的背景下,于2002年变革了商法,改变了一直以来以监事会监督为主的局面,出现了“监事设置型”、“重要财产委员会设置型”和“委员会设置型” 的可选择性治理结构,监事会制度在日本也直面着能否在将来依然承担着维系公司治理健全性机能的两难选择。源于上述实践的需要,理论界对监事会治理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Alexander et al.,2006;Simon,2007;王世权,2007;郑海航、戚聿东、吴冬梅,2008)。基于此,本文拟在探究监事会治理问题缘起的基础上,对当前监事会治理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述评,并提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以期能够对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有所助益。
    1 监事会治理理论问题的缘起
    监事会治理问题的最早提及是在 19 世纪的德国。当时由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编撰一部系统的公司法被提到日程上来。基于此,在1838 年制定的《铁道公司法》基础上,德国于1843 年以法国商法典为基础制定了《股份公司法》。这是德国股份法最初的一般的规定,其特色在于公司的设立采取许可制度和把公司的章程记载事项法定这两点,但在法律上,对于股份公司内部组织却欠缺严密的规定。同时,关于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当时拟定了章程,规定理事会(Verwaltungsrat)作为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由设立者或主要股东构成,其任务是监督董事会并指导公司的重大决策方针,这可以看作是德国监事会制度的雏形。然而,该法的颁布并没有解决由地方分裂所引致的对公司进行统一规制的迫切需求。为此,1846 年联邦会议基于拜恩州(Bayern,即巴伐利亚州)提案,决定设立负责起草德国诸联邦的普通商法典委员会。该委员会1857 年以来在纽伦堡(Nürnberg)多次召开会议,审核了普鲁士商法草案。最终以1843 年的普鲁士股份公司法以及1856 年的法国立法为模板,综合自身固有的经验于1861 年制定了《德国普通商法典》(Allgemeine Deutsche Handelsgesetzbuch,ADHGB)。该法第225 条规定可以任意设置监事会,监事会作为股份公司的机构在法律上被承认。由于监事会是在产生德国普通商法典的纽伦堡会议上开始出现的,所以之前无论是在德国股份公司的实务还是法律上,监事会这一机构及名称完全没有被使用过(Passow,1922)。

    监事会制度在德国产生后,一批以法学家为首的学者开始围绕监事会在公司中的地位、职能等问题进行探讨,这些可以看作是监事会治理理论的萌芽。此后,伴随1899 年日本《新商法典》(又称明治商法)、1966 年的法国《商事公司法》以及1993 年的中国《公司法》对监事会制度的导入,理论上关于监事会治理问题的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

    2 监事会治理理论的研究脉络
    随着对监事会治理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关注的视角也逐渐拓宽,并细化出若干分支。基于不同阶段理论上所关注内容的重点,本文将已有研究划分为“监事会治理的目标及功能定位研究”、“监事会治理的影响要因及强化途径研究”、“监事会治理的必要性研究”、“监事会治理评价研究”以及“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研究”五个部分进行理论述评,见图1。

    2.1 监事会治理的目标及功能定位研究
    无论是监事会制度的发源地德国,还是之后对监事会制度作了创新发展的日本和中国,自监事会制度在各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伊始,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监事会治理的目标及功能定位。对此,德国学者Renaud(1875)认为监事会(Aufsichtsrat)是独立于董事会的,代替国家实施监督,并在股份公司内部代表股东大会发挥着监视监督董事会总体业务执行的组织机构。尽管现在看来Renaud 的观点与实践中的监事会并无太大差别,但在当时人们对监事会制度的认知水平下,此种观点的提出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新山雄三,1999)。继Renaud 之后,法学家Lehmann(1904)指出,监事会延续了17 世纪和18 世纪在大商市公司中存在的代表主要出资者的理事会的部分功能。作为立法者的预期,监事会就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原则上应该是一个管控机构,但在实施中监事会还承担了原来理事会所具有的“共同经营管理机构”的部分机能。Passow(1922)在深入分析了纽伦堡会议上的ADHGB 的会议记录之后,认为监事会在德国的诞生,是立法者“草率”的决定,是一种不当的运用,倒不如说实务当中生成与发展的是先前所论述的理事会。理事会的第一职能就是对业务执行的协动,而作为治理机构的职能则是其次的。但是,商法典除却理事会中共同经营的机能,只把监督机能赋予名称已经变更为监事会的理事会,并把它导入商法典之中。与Passow 的观点迥异,Schumacher(1937)则认为,从纽伦堡会议的出发点来看,在废除国家许可制度的同时,监事会制度在法律上成为股东行使对企业经营管控的强制性机构,并且,监事会在实践中承担起了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机能。Wiethölter(1961)在综合分析了Passow 和Schumacher 的观点以及进一步考察了纽伦堡会议记录之后,认为监事会仅仅是“相同集团的双重代表”,更为确切地说是支配性股东的代表。可见,Schumacher 与Wiethölter 对监事会治理机能的认知,虽然基本前提一样,即股东之间的利害对立,但两者关于监事会存在的意义却得出了“理念
型”与“现实型”这一对立的结论(新山雄三,1999)。当然,就实践而言Wiethölter 的观点更具实际意义。

    进入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共同决定制度”的导入,又引发了一场争论。赞成者认为,通过共同决定制度不但可以稀释资本家的所有权,消除阶级对立、人种对立、性别对立以及劳动者的疏外感,而且,还能够使职工与企业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减少劳资双方的磨擦与对立,激励有能力的职工的积极性,以及保持决策的安全性和管理层的安定性,因此,共同决定制度在法律上贯彻了产业民主主义政策,有利于实现人类的平等和公平。(Fitzgerald,1969;Furlong,1977;米歇尔,1999)。质疑者则指出,共同决定制度也可能表现为一些非效率问题,如劳方监事会代表选择过程中的成本问题,由于职工趋于保守阻碍创新以及劳资双方就某项决策达成一致过程中的效率损失,还有为了规避共同决定法企业所采取的法律适用外的企业形态所带来的损失(Benelli et al.,1987;Pejovich,1995)。尽管如此,“共同决定制度”作为一个在“社会市场经济”理念下,在德国具有广泛认同性的制度安排,无疑丰富了监事会治理的内容。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监事制度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被不断的地创新发展,理论上关于监事会治理的目标与功能定位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阐释。例如,松本一纪(1998)提出,在变革时期监事会的监督应该着眼于经营监督机能的发挥。别府正之助(2003)也持与此相似观点,认为监事会的基本任务在于对CEO 的监视和监督。与此不同,高桥均(2004)更强调监事会在股东代表诉讼终了制度中的作用。李明辉(2004)则指出,对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是监事会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是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财务监督职能存在严重的弱化现象,必须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订,以加强监事的财务监督职能,从而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Xiao et al. (2004)对21 个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经过归纳推理,认为中国上市公司中监事会在接受内外部激励时,起着有信誉的顾客、友好的顾问、严格的监督者、独立的监督者四方面的作用。菱山隆二(2005)、Demise Nobuyuki(2005)等则认为监事会职能的着眼点应该置于监事在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中的作用。Wang&Liu(2006)在分析中国监事会制度的演进时指出,从《公司法》对监事会制度的具体规定来看,监事会制度实质上传承了中国国营企业中一直以来通行的“老三会”,即“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中工会和职代会的部分功能。这不但反映了对历史及国际经验的借鉴(如公司治理结构在借鉴了日本模式的同时,引入了德国员工监事制度)。也体现了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国情特征。同时监事会制度安排,也为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正在消失“党委会”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参与机制,等等。

    毋庸置疑,通过对监事会治理的目标与功能定位的强调,直接引致的逻辑命题就是制度设计的关键点应置于何处。这不但有利于从多角度来完善监事会治理机能,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拓展监事会治理的空间。但是,这些命题的提出最终所带来的监督效果如何,实证检验的结果却较少,使得政策的制定缺乏必要的支持。
    2.2 监事会治理的影响要因及强化途径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监事会治理机能的发挥,针对这些因素应如何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一直是监事会治理理论关注的课题。对此,Simon&Winfried(2000)通过对德国500家公众公司所作的调查分析,指出监事会中应该有来自外部的独立监事,而不仅仅是大股东、控股股东或银行的代表,试图以此来强化监事会的监督机能。Dahya et al.(2002)通过组织财务分析人员、政府官员、学者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对1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将监事会分为四种类型,即“不作为监事会”、“仅仅提供意见的监事会”、“监督但是不出据资料数据的监事会”和“既监督又提供数据的监事会”。并且,由于缺乏法律权限和被明确定义的法律责任、缺乏独立性、缺乏技能上的高度专门知识、地位不高、信息短缺以及缺乏动力等原因,样本公司中的监事会大都属于“不作为”或者“仅仅提供意见”两种类型。据此,Dahya et al.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有效性欠佳的原因在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导向制度的出现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影响的继续。中国企业部门的过渡性造成了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有效性的问题及困难。Dahya&Karbhariet al.(2003)又以Congquin Dept. Store Ltd为案例,结合上述16家上市公司的调研数据,基于监事会报告(SBR)遗漏视角,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问题。研究表明,在Congquin
的1998年度的报告书中,由于监事会报告书的遗漏,引起了消极的市场反应,这暗示了投资者已经认识到监事会报告书和监事会的重要性,他们可能意识到附加有监事会报告书的年度报告是监事会所提供的某种保证。监事会报告的缺少将会成为在监事会的机能中存在着严重问题的信号,这也许将会毁掉投资者对于企业的信赖。在此之上,Dahya et al.(2003)又提出了通过加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增加监事的合法权限,提高监事判定上的法律权限等改进监事会治理的建议。并指出,提高监事独立性的关键在于通过减少由政府等实行的对企业事务政治上的监控(包括监事的任命和解任)等更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

    李爽、吴溪(2003)考察了1998 年至2001 年的四个会计年度中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且以当期净利润大于零的108 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来研究监事会在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而实现盈利时的态度问题。他们首先将监事会的态度概括为管理当局(董事会) 保持一致、支持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既认同董事会和会计报表,又认同注册会计师的保留意见三种情况。研究表明,在108 例观察值中,有72 例(占66.17%) 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与董事会的态度保持了一致,且丝毫未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及所涉及事项作出评价。据此得出了经验证据并未发现监事会在公司治理、尤其是在对外部审计的支持方面发挥了预期作用的结论。究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迹象、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以及政策因素。但是,李爽、吴溪(2003)并没有提出确切的对策建议。Xiao et al.(2004)指出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作用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可以归因于股东的构成、渐弱但依旧强势的党和政府的影响力、关于监事会的权利和责任的不合适的法律规定、上市的类型和介于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的力量关系、独立董事的作用以及公司法的需要等几个因素。并提出了弱化政府对公司治理的参与,赋予监事会必要的权限,拓展监事会监督信息的来源渠道等政策建议。

    刘银国(2004)将博弈论方法引入到了监事会相关问题的分析当中,分别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下,按照董事、经理是否违规和监事是否监督,设计了博弈模型,分析了监事会监督行为的概率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改进监事会成员的知识结构和增强监事会成员的独立性来提高监事会监督水平和效率的建议。李维安、王世权(2005)依据所设计的监事会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所有权性质以及持股比例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后,指出上市公司若想从根本上解决监事会虚置问题,必须要以优化股权结构为突破口,形成前几位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以强化公司控制权的竞争。在此基础上,李维安等(2006)又以制衡度为解释变量,分析了大股东制衡对监事会治理的影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另外,日本监事协会(1996,1997)、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1997)、日本自由民主党(1999)在各自公布的纲领或者建议当中,纷纷表示应该强化监事会监督机能,以实现企业经营的健全性。作为强化监事会机能的措施,这些团体提出了独立监事制度的加强、董事会对监事说明责任等建议,等等。

    可见,关于监事会治理的影响要因及强化途径的研究,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已有研究,有利于从更加广泛的视角来探寻强化监事会治理机能的路径。但是,这些命题的提出最终所带来的监督效果如何,实证检验的结果却较少,使得政策的制定缺乏必要的实证支持。并且,已有研究大都是从单一视角展开的,而监事会治理水平的提高通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综合考察多种因素的互动对监事会治理的影响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3 监事会治理的必要性研究
    对监事会治理是否必要的探讨,其实践背景源于近年来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国家公司竞争力的相对加强以及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不佳表现。理论上直接探讨监事会治理必要性的文献并不多见,通常散见于其它监事会治理问题的研究之中。由于立论基点与学术偏好的差异,关于监事会治理的必要性常常得出截然相反的判断,据此形成了监事会的“取消说”与“加强说”的争论。在持“取消说”的观点中,较早提出的是日本公司治理论坛,该论坛在其1998年5月26日所公布的《公司治理原则:关于新的日本型公司治理的思考(最终报告)》中指出,“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超过半数时,可以取消监事会,通过设置仅由独立董事所构成的监查委员会来进行监督”,这一对监事会弱化直至取消的建议,实质上意味着要将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美国化。从2002年日本商法改革来看,这一建议至今已成为现实。

    在国内,独立董事制度正式导入前后均有学者建议取消“监事会”,例如,在独立董事制度导入前,于立、马骏(2000)认为,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初步实践表明,“四会制” (即股东大会、监事会、经理班子和董事会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 不会是有效率的,建议由董事会同时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取消监事会。但此时持“取消说”的观点并不多见。独立董事制度导入后,取消的呼声有提高的趋势。例如,邵东亚(2003)指出,从健全公司治理和完善资本市场的长远考虑,应该采取以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为主的监督制衡模式,摒弃低效的监事会制度。谢德仁(2006)基于对审计委员会本原性质的认知,建议将监事会改造为符合其本原性质的审计委员会,但鉴于习惯等原因,在名称上还可以称为监事会,事实上这一观点意味着监事会制度的取消。还有学者(如,胡汝银(2004)、刘俊海(2005)等)主张仿照日本商法修改后的模式,授权公司自由选择。

    相较“取消说”而言,“加强说”在当前学术界占据着主流地位。王立彦等(2002)在运用案例分析方法解析了“美国安然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和“中国PC 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运作”各自内部监控机制的成败之后,指出了中国强化监事会功能的必要性。实践工作者李克成(2004)通过对中国石油监事会运作的切身体会,指出监事会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监事会工作是公司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予以加强。李维安、王世权(2005)则通过监事会治理绩效对财务安全系数的回归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转轨和公司治理复杂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监事会仍应作为法定的公司监督机构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监事会在监督过程中,纵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并不是监事会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在治理过程中出了问题,这说明进一步完善监事会治理机制的重要性。Wang&Liu(2006)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监事会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历史路径依赖特征以及控制权市场、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制度之间的互补关系。并基于现阶段中国控制权市场的不完备性和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独立性悖论”的现实,阐明了加强监事会治理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以完善监事会制度为突破口来带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整体优化的建议。与上述学者观点相近,日本学者西山芳喜(1995)从监事会制度法律构造的视角,进一步论证了监事会监督的必要性。

    由对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认知差异所衍生的“取消说”与“加强说”,不管其结论如何,相关政策建议无疑为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对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认知,大多是基于实践中的个案,或是通过计量分析来验证监事会治理对绩效的影响,或是着眼于英美独立董事制度成功的经验,强调独立董事制度对监事会制度的替代,而不是在综合考察监事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与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关系以及实施中的经济合理性基础上所做出的综合判断,致使对同一制度安排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争论。

    2.4 监事会治理评价研究
    相对于公司治理评价中其它组成部分而言,目前对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评价,仅有三个评价系统有所涉及,即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中国台湾辅仁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和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上市公司治理评级体系”。其中,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将监事会治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来评价,从其2003年和2005年连续两次所公布的监事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来看,优化前的评价系统相较优化后的评价系统在指标设计上虽然更具全面性,但是实践中有些数据是难以获得的,因此,对于大样本的评价如果不进行问卷调研,其可行性较差。优化后的监事会治理评价,虽然具有数据可获得上的优势,但是由于在评价中增加了诸如监事会胜任能力等评价指标(如学历与年龄),使得评价过程中进一步增加了主观判断的维度,参见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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